顾长卫首次担纲导演拍摄的影片《孔雀》，本月18日将在柏林以及国内的部分城市上海、北京等同步上映。15日，顾长卫将带着妻子蒋雯丽以及《孔雀》的主要演职人员一起，飞赴柏林。时间安排紧凑，不过顾长卫还是抽空接受了《杨澜访谈录》的采访，透露了许多旁人所陌生的过往。
回忆童年
吃糖是幸福，挨打是必然
《孔雀》表现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，一座小城市中的几个不甘现状，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的生活片段。顾长卫说片中的很多细节其实都来源于自己的童年记忆。“那个时候，人都流行一句话，说什么是美好的幸福的生活，是‘左手一个白糖罐，右手一个红糖罐，想吃白糖吃白糖，想吃红糖吃红糖’。那个时候普通家庭的孩子，大都有过偷吃家里糖的经历。我们家糖罐锁在我父母的房间里边，他们下班回来那房间门才会开，我偶然太想吃糖的时候，就会趁他们不注意时候，跑那屋里掀开那糖罐，用里面的勺子挑上一勺，‘哗’就放嘴里面，盖上盖，然后闭着嘴就出门去吃。我妹妹也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所以，《孔雀》会专门有一段发糖的戏。”
现在看起来老实木讷的顾长卫，据说小时候没少挨父母的打。“现在都重视沟通，我们那个时候，谁没挨过打？就我们家，我爸打我，我妈也打过我。我父亲是我的小学老师，还是体育老师，还是踢足球的那种，他多厉害！我听我妈讲，小时候他踢我，‘咣’一脚，跟动画片似的，踢到墙上，中国那时候叫什么‘棒下出孝子’，就是你打才能成才。”
回忆改变
画画和电影是仅有专长
顾长卫小时候的教育差不多是完全家庭式的。“我的父母，一个是我中学老师，一个是我小学老师，他们老跟我说，咱们家是普通的家庭，你们都是普通的人，不要老去想入非非，不要老去在人群里面抛头露面，就是你既不要做得不好，也不要做得太好。”
1978年，顾长卫幸运地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。而这一次关系到顾长卫一生的改变，很“巧合”的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“考电影学院的时候，一共就两个大题：画画和影评，而这两项正好我都行。学画画是中学的时候，无意当中美术老师发现我画画不错，就把我叫到美术小组。然后也是中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组织学生都会到我们那个社区的电影院门口去帮忙收票。于是电影开演了以后，我可以在里面看电影。等到电影放完之后，我在那儿打扫卫生。而且那个电影院还会给我们这些在那儿做义工的人，每人发3张票。所以差不多那时候的电影我都看过。累积的经验，考电影学院那会，一股脑全用上了。”
回忆同学
拍《菊豆》差点跟张艺谋翻脸
顾长卫跟张艺谋是同班同学。老谋子的成名作《红高粱》摄影也是顾长卫。两人的交情可谓不浅。不过，据顾长卫描述，在拍摄《菊豆》的过程中，他有一次差点跟张艺谋翻脸。
“我记得那天是拍巩俐跟李保田的一场激情戏。我们中午开始拍，都布置好了，可我老不想拍。因为我总觉得要等到天色再晚一点，等它产生光的那种冷暖关系，然后那角度会照得那个人物关系更柔和一些。但是张艺谋非要想赶紧拍了。从他的角度，他可能觉得这光线暖一点没有那么大的区别。我现在想我也有点固执了，当时非得坚持。”
不肯妥协的摄影师顾长卫，那天被导演张艺谋提前支回了驻地。“后来没半个小时，他们就从外景地拍完回来了。我就觉得我特别想不通，我觉得张艺谋你不能这样违反原则，因为我想他要做摄影师他肯定不愿意这么做，所以我就不理解，我就想那怎么办呢，我就跟他杠一回吧。”联络了几个摄制组的成员，顾长卫酝酿着在饭桌上拍桌子。“真拍了桌子，剧组所有人肯定得傻眼。”不过，最终那只是一次“闹事”的构想。顾长卫说，那天张艺谋他们应该是看出了端倪，“他和巩俐特别在吃饭的时候过来找我，说了很久。但是坦率地说，我也是一个不太会爆发的人，我跟人家吵不了架，我一急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”
回忆爱情
追蒋雯丽其实一点都不难
很多人揣测，顾长卫能娶到蒋雯丽，当初追求的时候，肯定没少下功夫。但顾长卫却愣愣地想了很久，非常肯定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。“我还真没什么绝招，我觉得我就是比较木讷，就是反正我做这个事了，我就一天一天这样做下去了，这可能会给人一种安全感，就是会让她觉得踏实一点吧。然后我也没感觉有什么竞争者。可能是有的时候，说那个比如高处不胜寒。你可以想像，要是特美的大美女，所有的人都觉得她，哎呦，太那个什么了，于是可能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。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”
电影《孔雀》的最后特别注上“谢谢雯丽”的字样，顾长卫说，是因为拍摄中，他真的是多亏了妻儿在身边的全程支持。“因为我是头一次做导演，而且，我也没有跟演员那么近距离这样的合作经验。很多问题我都请教雯丽，她也经常在现场帮我。更重要的是，非典那段时间，就像一次瘟疫似的，可能是一场更大的灾难。人在那个时候根本无法预知这个灾难将会是什么结果。而那个时候呢，我的雯丽，还有我那个小孩儿铁头，我们都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这个温暖我觉得就像你说战争了，你跟你的家人、亲人在一起，这个我不觉得分心，我觉得特别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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