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5年的春天，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，南非黑人版“卡门”《卡雅利沙的卡门》与中国电影《孔雀》成为最受人关注的电影作品。与柏林电影节同步在国内部分影院上映，第二天就传来《孔雀》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猎得“银熊”的消息。获奖之后，全国的院线公司纷纷抢购拷贝，发行方已经紧急加洗了20多只拷贝分发到全国，并预测《孔雀》的票房将超过3000万元。而此前一直“得不得奖无所谓”的顾长卫，不仅影片风头超过了“金熊”得主《卡雅利沙的卡门》，甚至还被称为“柏林电影节的救星”。顷刻间，《孔雀》的票房一路飙升，各家院线的“孔雀厅”竟然“场场爆满”。以至媒体纷纷评价，这是近十年来国内艺术电影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准，对身陷繁荣泡沫中的中国电影而言，这也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。

　　而不能不提到的是，同样是这部《孔雀》，去年银川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已经亮相，可是却一直处于躲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。其实，早在影片上映之前，《孔雀》发行方及剧组就在全国各大城市“宣传”、“推介”，但收效甚微。据说，上海首映当晚，能够容纳288人的上海影城影厅只有9名观众，更多的影院则是“门可罗雀”。

　　这是眼下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———一部文艺作品，在国内寂寂无名，乏人问津，不论是多么优秀，艺术价值多么高，创作者如何披荆斩棘，都不会被受众纳入自己的观赏视野。可是，一旦作品在国外得了奖，立刻身价陡增，门庭若市。

　　对这种票房的落差，我们不禁要问：我们的艺术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

　　是我们的观众失去了欣赏的能力和耐心吗？可是街头巷尾各种盗版光盘屡禁不止。是我们的专家失去了判断能力吗？可是眼见得他们在大大小小的论证会上频频露面，口沫横飞，激浊扬清。是我们的媒体患上了失语症吗？可是在林林总总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总有他们繁忙的身影，大报小报的艺术版上，各种评介和图片热热闹闹地充斥着版面。

　　一位被称为“资深影评人”的专家不屑地说，媒体和专家的赞誉也好，毁誉也罢，不过是用金钱堆砌起来的。

　　我相信，他的评价中肯定有夸大其辞的情感因素，但在此，我们也不难找到艺术与票房脱节的原因。一方面，是观众对我们的鉴赏机制不屑一顾，另一方面，是我们的鉴赏机制已经全然忘记了观众的声音，在观众与艺术之间的鸿沟里，是被“红包”喂饱了的鉴赏机制。诚然，我们的电影市场并未真正商业化，用票房来衡量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的确失之偏颇，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到，引领着我们的观众走进剧场，我们的道路还很遥远。

　　2005年伊始，广电总局电影局曾经用一组数字拉开中国百年电影盛典的序幕。2004年，我国国产影片数量首次突破200部，远远超过2003年140部的纪录。全国电影票房突破15．7亿元，其中两部贺岁片《功夫》和《天下无贼》分别达到了1．25亿元和1．01亿元的票房。广电总局电影局负责人欣喜地说，这是国产片的票房收入首次超过进口片。

　　这不啻是中国电影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。可是在众多喜气洋洋的面孔中，我却被一个微弱而清醒的声音打动：“到了我们只会生产让观众在电影院里傻笑的贺岁片的时候，我们还不该警醒吗？”

　　这个声音说，日本曾公映我国导演吴天明执导的《首席执行官》，并把该片作为贺岁片。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家电企业海尔集团创业史的影片，日本电影发行商为此制作的广告是：“看中国人在怎样崛起？”这个声音质疑道：“与纵使在年关时刻也不忘为国民醒脑提气的东邻相比，我们应该想到些什么？”

　　是的，我希望中国艺术中有更多的这样的声音，提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反思。

　　《人民日报》 (2005年03月31日 第九版)